無國界醫生護理活動經理馬天尼斯（Rocío Simón Martínez）剛完成她在加沙的第二次救援工作。2026年2月底，她是最後一批離開的國際工作人員之一。其後，隨着以色列當局決定撤銷37個非政府組織在被佔領巴勒斯坦領土的登記，所有無國界醫生的國際人員已被迫撤離。儘管如此，無國界醫生仍會與巴勒斯坦同事並肩，盡可能延長在當地提供援助。
目前的處境毫無人道可言；我們每天都親眼目睹，加沙居民因被迫在惡劣環境下求生，承受着種種健康受損的後果。
無國界醫生護理活動經理馬天尼斯（Rocío Simón Martínez）
我第一次到加沙是在2024年11月至12月。2025年11月，我重返當地擔任護理活動經理，逗留近四個月，直到2月26日，所有受撤銷登記影響的非政府組織國際人員被要求離境，我才被迫離開。
當得知以色列不允許國際替補人員入境後，我選擇延長逗留。身為加沙南部的護理經理，我巡視並督導南部多個醫療設施，亦曾前往北部視察我們支援的赫魯醫院（Al-Helou Hospital），以及加沙市扎伊頓（Al-Zeytoun）的診所。
即使外界稱之為「停火」，但在現場從未感到戰火真正熄滅。無人機時刻在頭頂盤旋，每天都能聽到空襲聲。雖然比起協議達成前，大規模傷亡的人數有所回落，但暴力從未消失。
這次我看到的破壞比以往更徹底：醫療系統幾近崩潰；屹立的建築物更少，帳篷卻愈來愈多；更多家庭流離失所，被擠壓在日益狹小的空間。目前的處境毫無人道可言；我們每天都親眼目睹，加沙居民因被迫在惡劣環境下求生，承受着種種健康受損的後果。
我們看到呼吸道感染個案：包括肺炎和細支氣管炎，孩子在缺乏暖氣的臨時帳篷裏捱過寒冬。由於清潔水源依然極度匱乏，我們不斷治療急性腸胃炎個案。兩年多以來，人們每天依然要排隊取水。由於居住環境過於擠迫且缺乏衞生設施，皮膚病亦極為普遍。
傷口護理的需求已到了不勝負荷的地步。曾有一段時間，我們每周處理多達 900 次包紮。許多傷口已拖延數月，因無法得到妥善治療而久未癒合。我曾照顧過年僅 18、19 歲的年輕人，他們因脊椎中槍而癱瘓，被迫長期臥床，在惡劣的居住環境下極易長出褥瘡並引發嚴重感染。
我們也見到許多病人的肢體仍裝着外固定支架，等待着在加沙境內根本無法進行的手術。目前的醫療撤離極其有限。據世界衛生組織指出，現有 18,500 名病人需要加沙無法提供的專科治療，卻仍未獲准撤離。
我無法忘記三歲的穆罕默德（Mohamed），他患有慢性營養不良，醫療需求非常複雜。我們曾以治療配方奶為他診治，情況一度好轉，但他回家後病情再度惡化。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明顯消瘦，因為他拒絕進食醫院外提供、用作治療營養不良的花生基營養治療食品。他患有麩質不耐症，並有其他特殊飲食需要，目前仍在等待醫療撤離。若無法前往加沙境外求醫，無論我們如何努力，像他這樣的孩子恐怕無法活下去。
我們的巴勒斯坦同事亦面對同樣的命運。他們與所有人一樣，時刻身處險境，飽受物資匱乏與心理壓力煎熬。遭受襲擊的威脅從未遠離。
無國界醫生的救援工作，全靠巴勒斯坦同事在前方負重前行。然而，隔空支援永遠無法與並肩作戰相比—我們無法親身見證，並支持這群在兩年多殘酷戰火下、竭力支撐着破碎醫療體系的戰友。
坐在離開加沙的巴士上，我一陣哽咽。每一次重返，眼前的破壞總比上一次更慘重。這一次，我離開時不住在想：若有一天我們獲准回去，會看見一個怎樣的加沙？又要等到何時？
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無國界醫生已無法將物資運入加沙。自 2026 年 2 月底，以色列當局決定撤銷無國界醫生及另外 36 個非政府組織在巴勒斯坦的註冊，我們所有國際人員已被迫撤離。對於幾乎完全依賴人道援助，包括食水、糧食、醫療、衞生設施及教育的居民而言，這將造成毀滅性的後果。當地的醫療需求龐大得難以估量。
巴勒斯坦人請求我們說出所見所聞，訴說他們的生活現狀，以及那持續不斷的暴力和封鎖，如何主宰了他們日常生活的每個細節。這正是此刻我所能做的：作證，發聲。並盼望有一天，無國界醫生及所有其他救援組織能獲准自由開展工作，因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真的迫切需要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