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到刺耳的尖叫聲，於是放下一切奔跑過去。原來我聽到的，是孩子驚慌的哭喊，聲音刺進我每個毛孔。
我每日在納賽爾醫院（Nasser Hospital）的骨科及燒傷部門，多次目睹如此嚴重的情緒困擾。去年8月，我首次在加沙地帶工作時，在南部汗尤尼斯（Khan Yunis）的診所執勤五周。我們許多病人都是戰爭中重傷的兒童，他們有燒傷、骨折、傷口感染，部分更需要截肢。他們大多在轟炸中失去多名家人，因此皆受到嚴重心理創傷。
那個在我進入治療室時仍在尖叫、完全崩潰的12歲男孩也同樣。他在爆炸中遭受大範圍燒傷。今日他到我們醫院接受門診傷口護理，需局部麻醉才可進行。一名護士試圖替他注射麻醉藥，但此舉動令男孩極大壓力。他感到受威脅且失控，那份恐慌強烈得令他無法區分那是針頭構成的危險，還是最近摧毀他家園、幾乎殺死全家上下的炸彈那份威脅。那次轟炸，只有他與父親倖存。
我請護士立即停止治療，並着男孩的父親靠近他、輕撫他、與他交談。我亦以安慰的語氣對男孩說話。這花了我們一段時間，但男孩慢慢平靜。我們同意護士先給他鎮靜劑才注射，並由其父全程陪伴。
我能為這名在加沙地帶的男孩所做的實在不多，但仍可防止治療再次對他造成創傷，否則將導致嚴重心理後果。數周後其父親再次到診所找我，但只為表達謝意。他說我為他兒子所做的是上天的恩賜。他的話令我感到謙卑，但這反映了我這微小的幫助，對父子二人來說彌足珍貴——在戰爭中，他們基本上已對世界的美善的喪失信心。而在恐懼中體驗到具人性關懷的舉動，給了他們一絲希望。
對我而言，在當地工作最困難的，是提供幫助的選項有限。我無法為兒童提供創傷及哀傷療程；我甚至不能告訴他們現已安全。但我與心理學家、社工及輔導員團隊可做一事：為兒童提供心理急救，助他們應對當下。
心靈受創的人需要穩定環境、安全感、可預測的形勢、安全空間以及可靠的社會結構。加沙地帶的人民無一具備。我們維持心理健康所需的一切，他們都被剝奪了，而這樣是十分危險的，對兒童而言尤甚。若他們長時間暴露於極度緊張和恐懼的環境，或會變成長期病況，不利大腦發展：負責強烈情感印象的杏仁核持續增長，而負責理性思考及學習的海馬體則發展不如預期。
因此，我們在戰區展開心理急救目標就是為兒童提供無懼時刻，讓他們深呼吸。每個這樣的時刻皆有助防止恐懼變成長期病況。此信念驅使我於今年1月及2月返回納賽爾醫院。我抵達不久後，交戰雙方落實臨時停火。我樂見兒童的壓力略為緩解，驚恐發作減少。不過，許多人現時出現普遍焦慮症狀。他們持續緊張焦慮，日常事物亦令他們害怕。
我首次見到小瑪麗亞（Maria）時，她極度懼怕我及我的無國界醫生白色背心，並開始尖叫。對她而言，醫院一切皆危險，因她將這診所與身體疼痛以及重傷她的轟炸聯繫起來。
我每日只是多次打開她病房的門，探頭看看，並以友善語氣說句「你好」。數日後，瑪麗亞見到我仍保持平靜，那是她第一次能這樣。此時，我才按她允許的步伐，逐步靠近她的病床，最後我能坐在她及她母親旁邊。我從袋中取出我的神奇工具——一瓶泡泡液。瑪麗亞起初的反應很害怕，但後來她鼓起勇氣伸手拿瓶。吹泡泡時，她呼吸加深，注意力轉向美麗無憂的事物。她的神經系統放鬆起來，那一刻，她感受到快樂，放下恐懼；那一刻，她微笑了。她母親告訴我，這是4個月來的首次。我同樣在那一刻感到滿心寬慰。
隨後數周，瑪麗亞與我愈來愈親近。我們相處時，她母親看到甚麼對女兒有益並有助她克服恐懼。她愈發自信地處理女兒的創傷。這亦令母親更放鬆，能陪伴瑪麗亞。向親屬提供基本心理知識，也是我與團隊每周在該醫院舉辦小組時間的目標。例如我們會解釋，兒童因創傷經歷而尿床、拔頭髮或停止說話，是常見反應。
當以色列政府於3月打破停火，再次轟炸加沙地帶時，我已返回挪威的家中。我每日多次與巴勒斯坦同事聯繫。我極為欽佩他們日復一日回到診所，盡心照顧我們的病人，卻不知能否再次見到自己的孩子活着。儘管損失與破壞慘重，停火總算再次給他們希望。但如今恐懼重臨，他們再次被要求撤離。有些人寫信給我，說他們已筋疲力盡，無力再次逃離。
我自己僅有一願：身處其中支援加沙地帶的同事及兒童。因此，我將於8月再隨無國界醫生返回汗尤尼斯......若屆時我們的醫院仍在。
與布魯巴克交談後不久後，納賽爾醫院於3月23日遭火箭襲擊，其外科病房嚴重損毀，兩人死亡。無國界醫生仍在納賽爾醫院工作，目前於加沙地帶另外11間醫療設施提供援助。
德裔挪威人布魯巴克已投身協助戰爭和酷刑受害者工作10年，當中包括8次參與無國界醫生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