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國界醫生心理學家塔皮耶羅（Natalia Tapiero）在委內瑞拉拉瓜伊拉（La Guaira）的停屍間工作了一個月，為數以千計在地震後尋找失蹤親人的家庭提供心理健康支援。
我乘搭前往委內瑞拉的航班時，機上超過一半乘客都是來自各地的人道救援人員，包括搜救人員、消防員、心理學家及護士等。抵達當地的一刻，我深受震撼。在電視或社交媒體上看見災難畫面是一回事，親身置身災區又是另一回事。當你站在一座淪為廢墟的城市面前，會深深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初次到拉瓜伊拉一帶探訪時，最令我動容的，是每當搜救人員舉起拳頭，現場數百人便會瞬間安靜下來。這個放諸四海皆通用的訊號，代表所有人都要關掉引擎、停止說話，希望能從瓦礫之下聽見任何生命的跡象。希望與絕望交織的氛圍，成為我來到這裏後最深刻的第一個印象。
在最初幾輪評估期間，我們發現港口是一個需求極為迫切的地方。由於拉瓜伊拉當地停屍間倒塌，港口被臨時用作停屍間，以安置遇難者遺體。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地方。一邊是遼闊蔚藍的大海與天際線，另一邊則是一排排帳篷，承載着人們最深的傷痛。
在這裏，家屬必須經歷極其艱難的遺體辨認程序。他們需要透過兩部電視熒幕（分別展示男性及女性遺體照片）以及平板電腦（展示兒童遺體照片），逐一查看大量照片，尋找失散的親人。
他們不得不面對一張張傷痕累累、肢體殘缺的遺體照片，有時甚至只是部分殘肢。許多家屬最終只能憑藉紋身、一件衣物，甚至一雙拖鞋，辨認摯親的身分。
我不斷目睹心理學上所稱的「功能性解離」（functional dissociation）。人們把痛苦暫時藏於心底，好讓自己能夠應付眼前繁複的程序，將悲傷延後，直到找到親人後才面對。有些人在抵達時早已悲痛欲絕；有些人則專程從海外回國尋找失散的家人。其中一名年輕婦女在確認父母身分後，對我說：「我回來是為了找他們。但到了這一刻，我已再沒有任何理由回到這個國家。」
我們為每一個家庭提供支援，在辨認遺體之前、期間和之後陪伴他們走過整個過程。我們提供心理急救、自我照顧建議，以及心理教育，以幫助人們理解創傷後可能出現的反應屬正常現象。同時，我們亦教導陪同者，包括家人、鄰居及朋友，如何支援陷入情緒困擾的人，因為很多人在面對他人崩潰時，並不知道可以做甚麼或說甚麼。我們觀察到，災難帶來的心理影響極為嚴重。許多人出現急性壓力反應、惡夢，以及強烈的創傷閃回（sensory flashbacks），逼真得令他們彷彿仍身處災區，感覺大地依然在震動。
在心理輔導期間，我們亦與法醫人員、在災難期間完成實習的學生，以及心理健康同樣受影響的神職人員提供壓力管理支援。過去幾天，我曾陪伴三名身心俱疲的神父。他們在地震發生時身處教堂，在大理石建築下祈禱，四周一切不斷倒塌。如今，他們幾乎沒有喘息時間，便要接連主持喪禮彌撒。這裏的每一個人，幾乎都已在承受能力的邊緣。
還有一些個案讓我難以忘懷，尤其是人們背負的沉重自責。一名24歲母親經過15天尋找後，終於找到年僅一歲的女兒。孩子臨終前顯然承受了極大痛苦，而這位母親一直深受自責困擾。另一名婦女則向我訴說，她找到自己視如已出的20歲姪兒時，遺體已嚴重殘缺，景象令人心碎。
然而，在這場災難之中，我亦看見團結與希望。即使失去一切，仍有人反過來關心我。在停屍間裏，一些正在分發食物的家屬會對我說：「醫生，吃點東西吧，這個給你。」他們願意與我分享自己僅有的一點食物和物資。這種堅韌和互助精神令我由衷敬佩。我猶記得一名婦女，徒手在倒塌的建築物中挖掘足足27天，只為找回母親，而支撐她堅持下去的，是希望讓母親得到應有的尊嚴，也讓家人能夠好好告別和哀悼。
我們必須找到方法，確保能夠持續提供心理健康護理。這不僅關乎正在經歷急性創傷的人，也包括原本已有精神健康問題、卻因災難而中斷治療的人。拉瓜伊拉不少精神科醫生及心理學家在地震中喪生，而倖存下來的專業人員亦正全力投入緊急應對工作。因此，我遇到一些病人，即使手上仍有精神科藥物，卻已無人能陪伴和跟進他們的治療。
心理健康絕非奢侈品，尤其在災難之中，它是一項基本需要。唯有持續提供支援，才能減輕那些痛失家園、親人，甚至失去安全感的人所承受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