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字母「M」的愛恨情仇： 跨性別人士跨越國界的奇異旅程
帕潘戈（Julie Papango）是一名來自菲律賓的臨床化驗室科學家。她曾在柬埔寨、烏干達、巴布亞新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埃塞俄比亞和南蘇丹協助建立無國界醫生化驗室。 2016年，帕潘戈移民到紐約，目前在洛杉磯兒童醫院擔任流動化驗室科學家
我對字母M又愛又恨......
為甚麼呢？首先，我在幼兒園學寫字時，它佔了很多空間。其次，在美式手語中，你需要將拇指放在無名指和小指之間再握緊拳頭，就如你在保守秘密，不，更像想揍人一樣。在海事訊號上，M 字母旗（意思為「已完全停下」）是在一面藍旗印上一個巨大的白色 X。
但另一方面，在拼字遊戲中把它留為最後一張牌會對你非常有利。它可拼出13個雙字母單詞，是所有輔音中最多的，因此可以輕鬆獲得額外分數，確保在激烈的遊戲中取勝。
2009年，字母 M 對我的自我存在帶來潛在風險......
當時我正前往香港參加簡報會，準備之後在吉爾吉斯（ Kyrgyzstan）比斯凱克（ Bishkek ）執行我期待已久的首個無國界醫生任務，支援結核病化驗室工作。我原以為這會是美好的首個任務。
我是一名跨性別婦女，這意味我出生時的性別標記為字母 M ——男性。菲律賓是一個天主教國家，也是世界上僅兩個宣布離婚為非法的國家之一（另一個是梵蒂岡），而我擁有的是菲律賓護照，因此我無法更改證件上的性別標記，使其合符我的外表。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出國。我攜著 20 磅重的行李，並滿懷焦慮，卻突然發現自己被押送往一個小房間，接受香港入境處人員的盤問。
「你在哪個組織工作？」
「你要停留幾天？」
「為甚麼你沒有菲律賓的回程機票？」
「你在香港有朋友和家人嗎？」
「你有多少銀行存款？」
「為何你的護照上寫著男性而你是女性？」
「無國界醫生；兩天；我要飛往日內瓦，然後去比斯凱克；沒有；幾千比索。」 然後我停住了。我再用顫抖的聲音說：「我是一名跨性別女性，而我不能改變我的性別標記。」
我被關在那個房間 30 分鐘，被三番四次問同樣的問題。由於那天是星期天，他們無法聯繫到無國界醫生辦事處，所以我被困在那裏，手上拿著我的個人證件，一直哽咽。
他們終於讓我離開，並向我道歉。我只是保持沉默，嘗試保持冷靜。後來我才知道，由於很多跨性別女性會冒充遊客到香港和澳門從事性工作，所以我會被盤問。那時我意識到，僅僅因為我護照上的字母 M，我每次通過出入境檢查時都會面臨風險。
轉眼到了2012年，我已在無國界醫生完成幾項任務.......
我在南蘇丹朱巴（ Juba ）的埃塞俄比亞領事館申請簽證。根據過往經驗，我須確保自己看起來與護照上的照片一樣。申請過程很順利，簽證就貼在我的護照上。我可以及時前往項目，安排結束項目的移交工作。
但當領事館的行政人員準備發還我的護照時，她發現入境人員更改了我在申請表上圈定的性別標記。
雖然我的外觀和心靈是女性，但我還是圈了「男性」，因這是我的護照上所標註的。那些人員感到困惑。我向他們解釋我是一名跨性別女性，但在國內無法更改我的法律文件。他們叫我第二天再來，因他們需要進一步諮詢是否允許我到埃塞俄比亞。我問為甚麼，他們給予的理由是我在南蘇丹沒有工作簽證，所以他們需要確認我是否可以獲得前往埃塞俄比亞的簽證。
在接下來的三天內這情況不停重複，最後我被告知他們不能給我簽證。無國界醫生的人力資源統籌是一位法國女士，她非常熟悉南蘇丹的勞工法例，並賣力向他們解釋有關情況，但最終沒有成功。他們從我的護照上撕下簽證。與當年在香港的反應一樣，我沒有哭，但多年來我已把這種沮喪與其他隱藏傷疤一樣帶在身上。
......這是我作為跨性別女性兩次難忘的過境經歷。
我曾多次被問及，作為無國界醫生的國際人員去也門、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國家是否感到自在。我總是回答說，我已準備好接受那些項目工作，更大的問題反而是那些國家是否準備好接納一個跨性別人士。
對於我能否活著看到自己的國家允許人改變性別標記，我不太樂觀。這就是為何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菲律賓跨性別人士在歐洲和北美生活，也是我移民美國的催化劑。我也意識到，我仍享有一些優待。我可接受良好教育、獲得讓我有機會做真實自己的醫療護理，並在職業和個人方面能建立聯繫。大部分酷兒（queer; 非異性戀者或非順性別人士）和性別表現不一致人士無法獲得這樣的機會。我知道有大量關於尋求庇護的酷兒遭受肢體虐待和性虐待的故事。侵犯行為既有來自其他尋求庇護者的，也有來自當權者的。
獲得安全通行與獲得性別肯定護理同樣重要。在許多方面，臨床化驗室科學家與亞洲的跨性別性工作者、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酷兒難民和尋求庇護者一樣脆弱不堪。然而，我們也有能力對抗壓迫和不公平的制度，讓其他人能夠在跨越國界時創造和編織出屬於他們自己的人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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